經濟人類學的領城介於經濟史和經濟學本身之間。經濟人類學類似於經濟史，也是一門描述性的學科，這門學科謹慎地記錄了其他經濟現象及其變化；經濟人類學類經濟學本身，它是人們闡述了有關人類行為的各種不同理論並且就這些理論進行激烈辯論的領域。

60多年來人類學家已記載了存在於異國經濟現象中的許多本質差別。例如，生產系統展示出巨大的變更。人類學家們已相當注意狩獵和採集，但是，他們也已考察了畜牧形式和農業模式，其中包括刀耕火種系統、梯田系統和灌溉系統。商業、交換和分配有著許多形式。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分配是通過工資、利潤和租金的市場價格化而發生的，但是，這不是一種普遍的習俗。在有些社會裡，人們以下述方式進行分配：把動物一點點地分割開，並按照特殊的社會角色分派其中的每一份。經濟過程和社會形式之間的聯繫也有很大的差別。在最簡單的例子中，所有的經濟功能可能在單一的家庭內部得到表現，但是，通常都牽涉到較大的集團，例如親屬關係、團伙和村莊等等。有時侯，生產與一種具有社會水準的機構有關，而財產控制、分配和消費則可能使其他的社會集體發生作用。因此，經濟人類學家的一個描述性和分析性的任務是要說明在具體的社會組織中，幾個經濟功能是怎樣相互適應的。

現在，由於世界市場系統的滲透，大多數異國的經濟正在發生著變化。因此，在最近幾年裡，當非貨幣的經濟與以現金的使用為基礎的系統發生接觸時，當非貨幣的經濟按照不同的原則進行組織時，人類學家們已經在研究非貨幣經濟重新組織的方式，同時，他們還在研究關於財富、勞動和性的觀念轉變。

人們獲取和使用他們的生活資料的方式存在著差異這一事實對人類學家所使用的那些經濟模式提出了疑問。例如，我們能夠用西方的經濟範疇去分析其他文化嗎? 我們的分析包括著甚麼樣的假設? 人類學是一個檢驗普遍的經濟理論發展的領域嗎?

許多經濟人類學家使用取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理論。他們的主要假設是，進行不同的選擇是為了獲得最大的滿足和效用；這種模式是有理性主義的根基的。例如，有時，輸入輸出功能或者生產功能被用於說明牧人怎樣生產牛或者糧秣採集者怎樣挑選野味。同樣，對新娘聘禮的交易所作的新古典主義的分析會把注意力集中在婦女和牛的交換率上，集中在對於供給和需求的條件的反應方式上。

制度論者的探索比較傾向於經驗主義，較多地注意可在經濟中發現的組織上的區別。卡爾．波拉尼(1968) 提出，土地和勞動包含著所有經濟現象的基本原則，但是，他論證說，這些基礎性的成份在制度上是按照交換的不同模式組織的。波拉尼區分了3種這樣的模式：流通、再分配和市場競爭。按照波拉尼的觀點，分析者應當設法揭示土地和勞動基礎與可見的但有區別的交換模式之間的聯繫。在新娘聘禮交易的例子中，制度論者也許試圖說明交換是怎樣與土地和勞動相聯結的，但是，這種交換不像社會中的其他交易。在非市場經濟中，每一次交換都存在於一種獨特的社會背景中，不同的交換模式不可能通過市場的消溶互相歸併。

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開始於這樣的假設：人是一個物質生產者，他只有通過勞動才能制造出有價值的物品。根據這個觀點，從事勞動的方式和社會的其他部分──如宗教、意識形態或者親屬關係──之間存在一種關係。例如，在新娘聘禮交易的例子中，新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強調，較年長的男子對於牛的控制維持了他們的權勢以及他們榨取年輕男子和女性勞動的可能性。

儘管有這些不同，這3個模式在一個關鍵的方面還是相似的。每一個模式都是從關於人類行為的一個假設的核心特徵出發的，並且，每一個模式都企圖說明，民族志的材料怎樣才能適合於這個特徵，或者從這個特徵中獲得。這3種模式在異國材料中繼續產生它們自己的假設。

取代這種分析形式的一種選擇是假定：一個民族使他們自己的行為模型化，正如西方經濟學家使我們的行為模型化一樣。異國的生活和思想是過去的存留和將來的打算，這種生活和思想構成了一個適合於民族志研究者進行調查的模型。異國的經濟行為具有它們自己的意義。按照這種觀點，人類學的任務與其說是“解釋”其他經濟模式怎樣令人滿意地適合於一種想像的泛文化特徵，還不如說是“理解”這些經濟模式。例如，在許多可以發現新娘聘禮交易的社會裡，婦女和牛互相構成了隱喻，牛既是又不是婦女，因為，兩者構成彼此類似的存在：但是，它們不像其他的“貨物”，它們是唯一可以互相交流的東西。同樣，其他的財富項目和經濟實踐也有著它們的特殊的表達公式。按照這種構成派的看法，經濟是一個充滿著文化信息的符號領域。因此必須停止使用例如極大值、剝削、生產和浪費這些西方人的假定和範疇，以便支持民族志學者遇到的並設法譯解給他的西方聽眾的特殊結構。很清楚，同取自現代經濟學的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其他三種方法相比，這最後一種探索方法更具有人類學的特點。但它還沒有得到廣泛的運用。